—专访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飞龙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作，曾经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C）的成员，近日，又被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监督机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任命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委员—他就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李飞龙。
“作为解释委员会的委员，要充当好中国与国际机构沟通的‘桥梁’。”李飞龙在接受《中国会计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李飞龙的入选标志着我国代表已全面进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各个层面，也表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实施及其国际趋同的认可和肯定，表明我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中海油在准则应用方面的定位和起点比较高
《中国会计报》：基金会受托人、提名委员会主席布莱恩·尼科尔森爵士表示，受托人“从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候选人名单中挑选出李飞龙先生加入解释委员会”。您所做的什么工作给受托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飞龙：非常感谢布莱恩·尼科尔森爵士的认可。我认为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此外，我还要感谢财政部对我的大力推荐，使我有机会加入国际准则解释委员会。我想我在中海油快速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负责财务工作的经历，包括参与公司重组、海外上市筹划及路演、参与重大并购项目等，在中海油推进国际准则的应用与实践，以及我担任FASAC成员的工作经验，是让布莱恩·尼科尔森爵士感兴趣的地方。
《中国会计报》：您此前都有哪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的工作经验？
李飞龙：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作，先后从事过预算、审计、上市筹划、财务管理等工作。在担任中海油财务管理部财务总监期间，我主要负责公司会计政策、财务报告、税务、保险、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IT管理和《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实施工作。
中海油自上市以来一直以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作为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已实现了财务报告的独立、高质量编报，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
2007年经财政部推荐，我成为FASAC的成员，为其提供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发展等方面的建议。参与这些工作给了我很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中国会计报》：作为财务部总监，请介绍下中海油在贯彻准则方面领先于国内企业的先进经验。
李飞龙：我认为首先中海油在准则应用方面的定位和起点比较高。公司提出了要“创建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战略目标，构建一个适应该目标的财务管理体系对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贯彻准则是该财务管理体系的基础，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体现。
我们之所以将贯彻准则放到如此高度，原因有三个，一是中海油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是香港的蓝筹公司，公司的透明度、管理水平和资本市场的认可度都比较高，公司的管理应立足于国际水准，因此对自身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二是我们在贯彻准则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和环境，中海油起源于对外合作，在对外合作和自营勘探中成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海油就以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营公司，也因此较早地建立了与国际相对比较接近的管理和会计规范体系，这为贯彻新准则和参与国际准则的前沿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是我们在贯彻准则时充分强调“体系”建设。我们认为“体系”不是对准则的照抄和硬套，而是组织、人员、规范和流程的有机组合和协同运行。
我们这套体系的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培养了一支熟悉多套准则的财务团队，而且推动了公司风险管理、优化了管理流程，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财务管理的规范性、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水平。该体系的建设成果在2008年获得中国海油总公司系统管理现代化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石油石化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准则既要具有统一性也要保留适当的灵活度
《中国会计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作为解释委员，您认为中国还有哪些会计处理方法需要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沟通？您打算从何处着手？
李飞龙：我们可以以国际准则的几项最新修订为例，说明在国际准则制定中充分考虑中国情况的重要性。
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将公允价值的计量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一、二层均基于市场信息来计量公允价值。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比较公允地反映资产、负债等计量对象的价值，但必须以存在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为前提。
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市场还远未达到成熟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市场的波动比较剧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高度依赖市场信息的因素确定的公允价值往往不能像在成熟市场上那样真实反映其真实价值，这会造成会计信息可靠性程度的降低。
或有负债的计量：今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中的负债计量（征求意见稿）》，建议对负债的计量采用“预计现值法”。但是根据实务经验，我们认为理事会应慎重考虑该方法的使用。
因为该方法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未来资源流出的金额、时间、概率和风险等诸多参数做出判断，每个参数的取得都有一定难度或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在实务中的可操作性不强。
金融资产减值模型：今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重点推动金融工具准则改革第二阶段—金融资产减值的进展。由于有意见认为在目前采用的已确认损失模型下，亏损实际发生时才确认助长了金融危机，所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议对金融工具的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要求在整个贷款期限内计入预计损失。虽然预期损失模型在理论上比已确认损失模型更合理，但对新兴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国家而言，由于整个经济处于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准确估计预期损失的难度较大，从而可能影响财务信息的可靠性。而且预期损失模型的定义不易理解，部分地反映了审慎监管的理念，与会计准则的理念有较大差异，实施难度较大。据了解，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现有的贷款定价及系统支持预期损失模型难度很大，银行需要自己开发预期损失模型并让其系统化，可行性存在疑问，成本也会很高。
作为解释委员会的委员，既要自身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技巧，也要发挥“桥梁”作用。因此，我想一方面要依靠财政部和国内相关机构，建立一个中国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可以畅所欲言的沟通平台，积极了解中国国有企业关注的会计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向解释委员会反馈意见，扩大中国对国际准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会计报》：准则在考虑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实际情况、加大适用性方面是怎样做的，下一步有何打算？
李飞龙：我认为一套高标准的适用于全球的会计准则，它既要具有统一性，也要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保留适当的灵活度，以保证其的可操作性。
目前，在新的准则或解释出台前，根据相关工作程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均广泛征集各方意见。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刚刚改组成立时，其14位理事主要来自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了提高理事会成员构成的代表性，IASB已将理事人数由14人提升为16人，并决定在地区代表性方面给予更多考虑。
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想增强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最大程度地争取利益，对各项征求意见稿积极提出反馈意见也是一条有效途径。
比如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关联交易征求意见时，财政部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进行了深入沟通，使其在披露要求方面做出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企业的关联方披露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