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本次日本大地震爆发已近一个月时间。媒体最新报道显示，由于此前福岛核电站大量辐射污水泄漏到海中，近日在日本近海鱼类中检测出超标的放射性物质，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地震过后，满目疮痍，这场天灾给核电站这类可能带来高污染的企业怎样的环境会计警示？
设计与建造：将弃置成本计入企业负债
过去，企业的设计通常是从运行成本及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的。但对于像核电站这样可能带来高污染的企业，经济效益不能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肖序告诉《中国会计报》记者，核电站的设计与建造要秉承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合二为一的生态设计理念。
肖序认为，在核电站这类可能带来高污染企业的设计规划中，除经济效益之外，还需估算在建造、运行、废弃过程中，企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所需的保护成本，尤其是核物质对环境排放可能带来的巨大控制成本。因此，在设计规划之初，企业就必须考虑增加很大一部分环境成本，包括安全设施的建造成本、灾害预防与控制成本、运行中的环境保护成本等。
“与这些环境成本相对应的是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会计上应提前作为环境负债来确认与计量。”在肖序看来，国家很有必要强制推行环境成本与环境负债的核算。
肖序认为，在核电站这类可能带来高污染企业的建造达到可使用状态时，就应该立即将核电站未来的弃置及风险预防成本作为环境负债进行确认与计量，同时与建造成本一并确认到资产价值中。显然，这与一般企业按照历史成本原则投入核算建造成本、完工后再把这部分成本转化成资产价值的核算模式具有显著不同。
据了解，美国目前已经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发布了第143号准则———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该准则主要是针对核电站、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这类可能带来高污染的企业以及土地污染治理等会计事项的核算。“该准则大胆地破除了以往仅仅按投入来确认与计量资产的惯例，而把高污染企业未来巨大的清理成本在企业建造完成时首先确认为负债，同时，再将其计入资产价值。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特别关注自身的负债水平。因此，将弃置成本计入负债的方式使得企业不得不重视环境保护。”肖序分析说。
肖序举例说明，假如某核电站建设投资1亿元，在建设之初核算出未来的弃置成本为5000万元，那在建成之后，就要将核电站的弃置成本依照使用年限折算成现在的价值，并按照核电站固定资产价值的折旧逐渐摊销到成本中，这也成为企业偿还环境负债的重要资金来源。
肖序说，美国143号准则的思路可供我们借鉴。据了解，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国外许多企业一样，也计提了资产弃置准备金。
运行：定期计提环境保全成本
其实，核电站这类可能带来高污染的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
肖序告诉记者，他从福岛第一核电站隶属的东京电力公司披露的年报中看到，该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是有所作为的。但现实情况是，大量高辐射污水仍从地震造成的裂缝中泄露到海中。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海水的污染并不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直接导致的。
“难道面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环境损害，企业就能免责？”肖序质问道。
如果说核电站在建造之初设定的安全等级是应对几米高的海啸，但当面对几十米高的海啸时，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不足以应对突发情况了，这也体现出高污染企业应对生态安全、环境风险及运行控制等方面对环境负债估计及环境成本预提的严重不足。
“如果核电站在建造之初，应对环境风险的等级较低，而后面对日渐变化的现实情况，通过定期重估环境风险负债和调整计提资产弃置准备金的方式补足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肖序说。
全过程：运用资源流成本会计核算
当前，循环经济模式备受推崇。这种模式的立足点是从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和谐上优化资源物质流路线，即实现物质从摇篮阶段到废弃全过程的消耗优化。
然而，对于核电站这类企业来说，对环境影响的考虑必然要重于经济效益。
“从财务的角度理解，物质流实际上就是成本价值流。”肖序说，“这种理念对核电站这类可能带来高污染的企业很有建设性，建议用环境管理会计方法中的资源价值流成本核算方法考察这类企业。”然而，目前企业成本核算则更多地停留在出于产品定价等经济考虑。“这种观念必须转变。
因为它在物质流的成本计算过程中，忽略了物质流各环节对环境影响及资源节约的程度的信息反映。”肖序说，“因此，从成本价值流的角度出发，核电站从建造到废弃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评估环境成本，如排放污染物及处理核废料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等，这些都要计入企业成本。”“在核电站这类企业的运行中，建议用物质流和价值流相结合的方式来评估核电站运行的环境影响，把这种损害同样作为环境负债确认在企业报告中。让企业提取足额的准备金，并将这部分资金用于环境风险预防设施的建造及设备的更新换代。”肖序说。在此次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中即有所体现，有报道称该核电站存在设备老化、超期服役等问题。
此外，肖序建议，核电站这类企业的会计制度、绩效评价标准都可根据资源价值流成本会计核算方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此类企业特殊的环境安全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