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为长远发展大计,必须忍受一时之痛。

 

　　遥想中国历史,我们是靠“四大发明”闻名于世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评论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可以说,中国的发明创造实实在在推动了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具有无可估量的创新性价值。

 

    而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再具有发明创新的能力。“康乾盛世”的中国所处的其实是“落日的辉煌”。当科学革命席卷欧洲,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733年凯伊发明的飞梭和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手摇纺织机使得纺织效率提高了几十倍,1769年瓦特发明的单动式蒸汽机和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的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的蒸汽机车使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成数十倍提高之时,清朝的“英明君主”们则妄自尊大,满足现状,限制工商业,蔑视科技,导致中国终于上演了马克思所说的“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当我们回顾一部商业史的时候,也会看到,虽然有少部分学者把企业家才能和“发现潜在利润机会”关联在一起,因此对“套利”（对同一时间内存在价格差异的不同市场进行协调交易）、“投机”（发现不同时间不同市场间的交易利润机会）并不否定,但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活动是创新,也就是通过新的生产方法、组织方法的运用,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度量企业家的价值,最主要的是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要素资源,通过创新、管理、运营,为消费者和社会创造出怎样的价值。

 

　　对商业界来说,机会是重要的,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是把机会和价值创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系统管理能力,一味陷入机会主义、投机主义,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破坏性的。

 

　　中国经济的繁荣,必须立足于价值创新之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过去是依靠性价比很高的“中国制造”,未来则还要加上“中国创造”。这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等各种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高价值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企业,也都是价值创新方面的领先者和创造者。

 

　　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教兴国,实干兴国,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中央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含义是深刻的。如果没有科技进步与创新,不能提供新的价值,包括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以及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谈何容易？

 

　　在人类迈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条相互连接的主线,一是创新型的科学技术的商品化、社会化应用,一是企业组织与管理、商业模式与形态的不断变革,两者互相促进。正是企业家们把瓦特、爱迪生、贝尔们的发明投入经济生产,从蒸汽机、电力、收音机、电视机到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的主体。IBM旗下的沃顿研究中心先后有五位诺贝尔奖得主(Esaki、Binnig、Rohrer、Bednorz、Muller),朗讯的贝尔实验室曾六获诺贝尔奖。在欧洲和日本,举凡那些备受尊重、基业长青的公司,都曾在创新（无论是技术和产品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方面取得过突出的成就。

 

　　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一个重要指标可能就是我们能否再次为人类贡献新的重大发明,并且产生一大批世界级的领导性企业。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立足于创新,把创新变成一种坚定的信仰和追求。

 

　　只有建立大的视野,我们才能远见未来,脚踏实地,扎实创造,奋发有为,而充满复杂的2010年也才能走出“收收放放”的历史循环,成为中国经济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