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和2008年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都是为了应对危机、防止经济衰退而采取的重要宏观政策;都是由政府果断决策、快速出手,用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来带动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不同的是,1998年那次只是应对亚洲区域性危机,而且限于金融领域的冲击。而这次的情况则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是世界范围内经济下行,而且正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蔓延,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值得一提的是,有了1998年的调控经验,中央对这一轮的调控更有信心、更加成熟理性;国务院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新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安排胸有成竹。

       仔细分析这十项新出台的扩大内需的举措,可以发现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有三大特点:

　   第一,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比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等。

　   第二,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第三,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